【原标题】“持久变化须来自村民自身”——云南与全球南方的乡村减贫对话

  文/本报记者 吉哲鹏 王贤思 熊轩昂

  今年4月底，一场主题为“‘从河边村到曼峦站’助力FAO尼泊尔‘四个美好’乡村示范建设”的对话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三曼”村召开。“三曼”村是曼空岱、曼峦站、曼空迈三个傣族村民小组联手打造的乡村旅居综合体。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驻尼泊尔代表处助理代表阿伦·吉西在会上表示，西双版纳的乡村发展实践，展现了中国减贫模式的多样性与适应性。他希望把中国成功经验与尼泊尔实际结合，助力尼泊尔农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云南，曾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到2020年底，全省有933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实现了社会形态与物质生活的双重跨越，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富有启示的减贫样本。

2025年12月9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徐进副教授向国外学员介绍河边村的新业态。（受访者供图）

  从“为农民而建”到“由农民建设”

  “我游历过中国很多乡村，所见的一切让我受益良多，也深受启发、倍感希望。”印度“新南亚论坛”创始人、主席苏廷德拉·库尔卡尼说，“云南西双版纳的河边村，是展现中国减贫经验的绝佳案例。”

  理解云南的减贫实践，可以从这个中老边境的瑶族村寨开始。河边村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过去村里多为无窗、无卫生间、无厨房的“三无”木房，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产业薄弱，村民发展意识不强，以种植橡胶、水稻、砂仁为生，属于典型贫困村。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带领团队初到此处时，村庄深陷“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循环，人均可支配收入仅4303元。

  改变，始于一个尊重发展主体的设想。当时，面对贫困的乡村风貌，团队没有全部推倒重来，而是在保留瑶族传统干栏式木屋建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为每户建设一间现代化的“瑶族妈妈客房”，并配套了相应公共设施。这并非简单的民宿改造，而是一种“嵌入式”的产业培育——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的前提下，将雨林资源、民族文化和闲置农房转化为旅游资产。

  河边村脱贫的核心在于机制设计。村里成立了由村民管理的“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由村民担任“乡村CEO”，收入分配遵循“70%归农户，30%归村集体”的原则，确保发展利益最大程度留在乡村内部。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李小云教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村庄于2018年正式脱贫。

  “这一探索的核心，在于实现从‘为农民而建’到‘由农民建并且为农民而建’的深层转变。”李小云认为，其成功不仅在于投入，更在于构建了一套让农民深度参与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治理与分配机制。

  如今，河边村已拥有47家“嵌入式”客房、4栋高端公寓及现代化公共设施。到2025年，河边村开办民宿收入13.87万元，专家公寓、餐厅等带动农户增收15.63万元。村民李云芬介绍，通过经营民宿，一年能有两三万元收入。

  “一个曾经极度贫困的村庄，用10年时间变身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如今那里已没有一户贫困家庭。村庄的传统风貌得到了完好保留与呵护。与此同时，它又实现了现代化。”苏廷德拉·库尔卡尼感慨道。

  这一模式在云南多地得到验证。在景洪市“三曼”村，当地政府与李小云教授团队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沿线优势，将荒废池塘、闲置仓库、低产胶林、废弃水塔改造为露天泳池、休闲茶亭、科普公园和特色“村咖”，打造农文旅融合综合体。

  精准应对复杂贫困形态

  “在西双版纳，我们亲眼看到村民不是被动的受益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到访河边村的乌干达布索加发展联盟公共关系官员埃丝特·米雷姆贝深有感触，“从创办合作社到传承文化、发展现代农业，中国展现了一个清晰的逻辑：只要有合适的机制与支持，小农户也能参与现代市场。”

  专家认为，云南的样本价值，在于其贫困形态的复杂性——集民族、边境、山区于一体。它的脱贫答卷，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绝对贫困反复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系统化治理史。

2025年12月5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乡村转型学术会议参会嘉宾在云南省景洪市大河边村合影。（新华社发）

  比如，在遍是高山峡谷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脱贫第一步是基础设施建设。“美丽公路”穿峡谷而过，造福当地30多万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群众。这条路不仅解决了出行难，更成了旅游路、产业路。当地因地制宜，借助中交集团长期帮扶资源，培育特色种植业，并通过大规模、成体系的技能培训，将一批批山区农民培训为产业工人，实现“输血”与“造血”并重。

  2025年底出版的《云南省扶贫志》是中国首部省级扶贫志，系统梳理了这些极具针对性的专项方案与长效之策。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514元，增长6.1%，其中脱贫地区收入增速更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这片土地用事实宣告：即便在最复杂的条件下，系统性、精准化的治理也能战胜绝对贫困。

  越来越多考察者来到云南。2025年11月30日至12月9日，来自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49名青年学员，在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发起的“全球南方青年兴乡计划”框架下，完成了为期10天的系统学习与实践考察。

  2025年3月，来自34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约300位驻华使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齐聚怒江，参加2025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怒江）国际论坛。9月，在昆明举行的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期间，一场“大使茶座”暨全球南方国家青年对话上演，各国代表手捧一杯茶，聆听麻栗坡县通过茶产业脱贫的故事。12月，来自11个国家的学者又汇聚于西双版纳曼峦站村，启动“全球南方比较乡村研究网络”。

  云南的经验不仅在家门口被观摩，也成为走出国门的民生项目。据统计，目前云南已在17个周边国家实施了近600个“小而美”项目，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救治，到白内障复明手术，再到乡村安全饮水工程——将“澜湄一家亲”“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与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契合

  云南的实践为何能引发远在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强烈兴趣？长期在非洲等地开展减贫行动的李小云，以亲身实践和学理研究，揭示了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减贫智慧，能够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深度契合。

  首先是依靠国家能力与战略定力。中国通过五年规划等制度保持长期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能够集中资源在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被视为非洲发展典范的国家，其共同点之一便是借鉴了这种模式，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推动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

  “无论是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应树立这样强大的政治意愿，致力于消除贫困，让农村地区实现繁荣。如果政府没有先彻底消除贫困、再全面振兴乡村的决心，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苏廷德拉·库尔卡尼说。

  其次是基础设施先行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路径。“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谚语及其成功实践，在非洲广为人知。通过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基建投资改善当地条件，同时建立经济特区吸引投资，发展纺织等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路径对快速减少贫困十分有效。

  李小云说，过去二十多年，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加纳、肯尼亚等东非国家采用类似策略，经济有所增长。这与它们学习和采用了中国经验、“向东看”是一致的。

  然而，挑战同样存在。“许多国家面临资金短缺、资源不足的制约，更关键的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选举政治常造成发展战略中断，政策难以保持连续稳定。”李小云说，一些国家还存在“碎片化”学习倾向，过于关注数字经济等具体技术，而忽视了中国经验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李小云表示，中国减贫经验对世界的最大启示，或许不在于某个具体项目，而在于其展现的系统性、长期主义和政府主导等内核。全球南方国家的借鉴，关键在于汲取这些经验，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避免“碎片化”移植。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贸易与工业发展部工业项目首席官员哈吉·叶海亚·哈提布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云南的经验让我更加明确，乡村振兴需要的不只是项目本身，还需要有担当的领导者、清晰的承诺和深入基层的实践能力。”

  “乡村发展中最缺的是人”

  如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圆满完成后，云南和其他地方一道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阶段。

  “在中国的学习让我明白，真正持久的变化必须来自村民自身。”印度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人类生态学院讲师卢克曼·哈基姆说，“这一理念在我们参访的村庄中得到了清晰体现。”

  景洪市勐罕镇“三曼”工作专班工作人员任欣桐说：“李小云教授团队在‘三曼’村的实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没有改变农民传统生产生活，尊重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赋予了农民新的职业身份，也向大家展示了新的生活方式。人的发展动力被激活，乡村发展和城市需求接轨，现在的‘三曼’村就已经有现代化乡村的雏形了。”

  来自西非塞拉利昂的留学生阿尔法也有同样的感受：“中国的参与式规划有效避免了自上而下项目的失灵，这种经验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很有启发。”

  与此同时，云南本土的“软投入”机制也在不断深化。昆明市安排专项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滇池周边村庄配置乡村职业经理人；昭通学院成立“中国乡村CEO学院”；曲靖师范学院成立“乡村高级职业经理人学院”，着力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管理人才。这些举措旨在解决乡村发展中最稀缺的“人”的问题，为乡村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李小云将他在云南的乡村实践称为中国式“新发展主义”。他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将不可避免。但他希望留下来的村庄能在新技术和新消费的语境下，赶上时代发展的列车，用新的产业和生计，让乡村的年轻一代找到“守土”的意义和希望。

  从河边村的篝火旁，到怒江减贫国际论坛的聚光灯下；从老挝橡胶林里的种植合作，到“全球南方比较乡村研究网络”的构建——以云南为样本之一的中国经验向世界证明，从战胜贫困到乡村振兴之路不仅可行，而且充满力量。

  贫困并非宿命，发展自有通途。从云岭大地升腾的这束光，向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传递坚定的信心：发展的道路虽有千万条，但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实际、久久为功的追求是相通的。这，或许是中国减贫实践给世界最宝贵的启示。

  刊于《参考消息》2026年6月4日第7版